淺論長城與中國式現代化
——王立華同志在中國長城學會山西忻州第五屆中國長城論壇的發言
論壇主題是“長城與中國式現代化”，下面談點粗淺認識。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大地上產生的具有突出中國特色和優勢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長城是中國古代偉大的軍事防御工事。古老長城與中國式現代化，乍一看似乎相距甚遠，但細究起來卻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一、從古代中國看，長城是中國歷史突出連續性的重要原因
今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
中國式現代化，走中國自己的路，是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決定的，而要理解中華文明為什么會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就不能不認識長城所起的重要作用。一個時期以來，對長城曾有很多貶損，但放眼人類世界文明史，特別是對比其他3個文明古國滅亡的歷史節點，卻發現中國先人修筑長城的偉大壯舉，與中華文明能夠存續發展5000年不斷密不可分。
在四大文明古國中，目前認為最早的是古埃及文明，現在只是一部考古學歷史了。非洲北部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公元前3100年建立第一個王朝，經歷了古王國、中王國、新王國和后期埃及時期，到公元前525年亡于波斯帝國。此后雖然進行過多次反抗，但到公元前332年，被馬其頓王國占領后，又開始了希臘統治時代，從此古埃及不再存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只能在埃及學考古中得到辨識。
在西亞兩河流域的古巴比倫王國，從公元前1894年建立第一王朝，經歷了第二、第三、第四王朝后，公元前729年被兩河流域北部的亞述帝國吞并。亞述帝國滅亡后又建立了新的巴比倫王國，公元前538年又被波斯帝國滅亡，從此沒有了巴比倫。古巴比倫的楔形文字也隨之滅亡，現在只能從亞述學考古中解讀了。
在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是上世紀20年代考古發現的，考古學家斷定在公元前2500年至1750年。馬克思曾說：印度的歷史就是沒有歷史。早在公元前13世紀，中亞擅長騎射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白種人）征服印度，開始了吠陀時代，創立種姓制度，從此土著成了下等種姓。公元前518年又被波斯帝國征服，到公元前327年再被馬其頓王國征服，馬其頓軍隊撤離后，印度曾建立孔雀王朝，但最終在公元前187年滅亡。經過1000多年的外族征服，古印度不復存在。
滅亡了3個文明古國的波斯人，是生活在今烏克蘭草原上的馬背民族，波斯帝國建立在伊朗高原，全境除波斯灣、里海沿岸有狹長的平原外，其他地區多為草地和沙漠。公元前330年被馬其頓滅國。
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這3個文明古國的永久性滅亡，集中在公元前323年、538年、187年這個歷史時期。
在這三個文明古國滅亡的時期，古代中國已經經歷三皇五帝夏商周數個王朝。此時的周王朝也已經衰落，處在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且不說周邊相對弱小的少數民族，東周時期秦、趙、燕等諸侯國的北方邊境，也有一個類似于波斯的強大游牧民族匈奴，從公元前318年開始，持續進行了300多年的入侵和戰爭。這就提出一個重大歷史問題：為什么人類四大文明古國中，面對幾乎相同的外部環境，只有中華民族的文明和血脈能夠延續下來，而沒有從外部被滅亡和中斷？
對此，可以有多方面的理解和認識，但有一個重要原因不可忽略。古埃及修金字塔，古巴比倫修通天塔，古印度修佛塔石窟，寄托于神靈和上蒼護佑國泰民安，結果不但沒有保證國家安全和文明延續，相反卻淪落為奴隸之邦。而古代中國與此不同，不靠神靈靠自己，修的是能夠實實在在阻擋強敵鐵騎的長城。
從公元前300年前后，趙國的趙武靈王就沿陰山至高闕，在代郡、雁門、云中一線修筑長城。趙長城是現存最古老的長城，忻州也是最早修筑長城的地方，是偉大長城的發源地之一。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實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中華民族長期發展的偉大舉措，其中之一就是從公元前214年開始，在原先各國北方長城的基礎上修筑萬里長城。漢朝建立后，繼續修筑屏蔽河西走廊等地的長城，再到公元91年東漢軍隊大破北匈奴，以有效的軍事防御工程和勝利的軍事斗爭，解決了那個時代強大的北方威脅。
這些偉大的戰略舉措，維系保持了秦漢400多年大一統的王朝帝國，從而使古代中國和偉大的中華文明，度過了人類古代文明史上第一波殘酷的毀滅期。這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為有這400多年的大一統，就形成了中華民族以華夏為中心的多民族融合一體的強大主體民族漢族，建立了發達的物質文明和強大的文化血脈認同，在日后持續的多民族血脈和文化融合中，保持了中華民族血脈和文明基因的強大主體不能中斷的延續性。即使后來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也無一例外地認同中華傳統文明和文化，把中華文明繼承下來并豐富發展，而自身的文明創造變成中華文明的新鮮血液和重要組成部分，形成了具有蓬勃生機的中國歷史和中國特色。
從中國“國”字的造字內涵看：國，從囗（wei）從或。按照中華民族先人的理解，成為國家的條件：一是要有人口，以小“口”代表；二是要有土地，以短橫“-”代表；三是要有軍隊，以“戈”代表；四是要有四面高墻包圍，以大“囗”代表。看看中國的地形圖就明白，西部和南部有高原大山丘陵密林，東部是波濤萬里的大海，這在古代都是難以逾越的高墻天塹，只有西北和北部的沙漠草原是圍墻的缺口，又不惜一切筑起一道萬里長城。修筑長城看起來耗費很大，但能把當時游牧民族入侵的鐵騎擋住，避免戰爭毀滅和劫掠帶來的巨大損失，相比之下仍然是很合算的支出。從此，中華民族的先民家國一體，生活在一個四面有高墻護衛的國度里。
不能把長城只理解為城墻。它至少有三大部分組成：一是城墻，就是那些屹立在荒山野嶺之上綿延萬里的墻體，構成堅固的防御工事；二是城關，是在交通要道和戰略要地構筑的那些關隘，如建在忻州境內的平型關、雁門關等；三是城市，在長城關隘附近一定的安全距離上，建立諸多兵民居住地，屯兵、屯糧、屯積物資，包括士兵和移民屯墾等，形成一定規模的城市和城鎮，如北京、忻州等都是離長城不遠的城市。所以說，長城應是城墻、城關、城市三位一體的偉大工程。
不能低估長城的防御功能。在漫長的冷兵器時代，長城的防御作用一定是能有效實現的。否則就不能解釋，從先秦、秦漢一直到明朝兩千年間，我們的先人為什么堅持做這件事。對秦皇漢武等偉大王朝的帝王，還有那些保家衛國的偉大軍事將領，應當有謙卑敬畏之心，對長城所起的作用，應當有一個客觀科學的評價，不能把先人修筑長城的壯舉，看成是任性而為的無效勞動，那樣認識問題或許只能證明我們自己幼稚可笑。對比一下古印度的滅亡就知道，這個南亞次大陸的古國文明，幾乎是三面環山一面臨海環繞封閉的天選之地，但在它西北的巍莽群山中，卻留下了一條連接南亞和中亞的通道，就是全長只有53公里的開伯爾山口，所有外敵入侵滅國都是從這里進入的。古印度沒有趙武靈王，更沒有偉大的秦皇漢武，也始終沒有在這里修筑長城雄關來防守，因而成為一代又一代征服者的通衢。
不能把長城只看成戰爭設施。長城體現了突出的和平性，它的根本理念是防御，是保護自己不受侵犯，而不是要侵犯別人，是對和平共處的追求，而不是對戰爭的奢望。有了這樣的防衛體系，對內安定人心、對外懾止強敵，減少了古代邊疆地區的摩擦和戰爭，給各族人民帶來了共同的安寧生活。邊境地區不打仗了，才能夠進行正常的和平交流和交融，強化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融合力，最后形成長城兩邊都是家鄉的局面。
不能把長城只看成封閉的關卡。因為大量人力物力向邊關輸送，加強了內地與邊境地區的聯系，守住了國家和百姓的安全底線，有效震懾并制約了外敵的戰爭野心和那種掠奪式覬覦。在和平環境下，通過關城互市，對邊境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起到了積極地推動作用，也把長城內外各民族有機地串聯在一起，形成中國延續不斷的大一統格局。所以孫中山說：秦始皇修建長城有功于后世，實上大禹治水。在這位偉大的革命先行者看來，長城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世代延續發展，比抗預自然災害成功治水的大禹還重要。
二、從近現代中國看，筑成新的長城是建設新中國的必要條件
人類社會由農業時代進入工業時代之后，戰爭手段和戰爭模式發生了根本變化。在工業革命的背景下，長城不可能再發揮原來的防御作用，修建于冷兵器時代的長城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保證國家和民族安全需要工業時代的新長城。
因為中國在工業革命興起時的落伍，新的工業生產和戰爭手段沒有建立起來，萬里陸海疆成為帝國主義列強堅船利炮的通途，從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具有悠久歷史的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近代以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救中國，希望在中國實現富國強兵現代化，現代化的問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但是，沒有現代長城保護的中國，不能在反侵略戰爭中取得勝利的中國，實現現代化只能是一個夢想。
剛剛過去的七七事變紀念日，讓我們又想起那段屈辱的歷史。有些年輕人在網上問這樣的問題：為什么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在遼寧省會沈陽？為什么1937年的全民族抗戰是從北京附近的盧溝橋開始？為什么蔣介石政府直到1941年12月才正式對日宣戰？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西方列強早就登堂入室，在中國大地上駐軍橫行。蔣介石政府即使與日本打起來之后還在幻想妥協，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12月8日美國對日宣戰后，這才有了國民黨政府12月9日對日宣戰。有些人鼓吹，從1927年蔣介石政變上臺到1937年抗戰爆發是民國“黃金10年”，真是非常荒謬。從1931年開始到1937年，日本人不費吹灰之力就占領和控制了中國的東北3省和華北5省，世界上有這樣國破家亡的“黃金年代”嗎？
當時真實的歷史是怎樣呢？恰如創作于那個時代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所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什么樣的“最后吼聲”？就是泣血呼喚那些不愿做奴隸的人們起來，“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在蔣介石政府丟土失地導致國土淪喪時，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力量，筑起了人民戰爭新的偉大長城，在敵后頑強抗擊日本侵略者，包括忻州境內的平型關大捷、雁門關伏擊戰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趕走了帝國主義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從此，中國人民走上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建設了中國人民戰無不勝的新的鋼鐵長城，提供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不可缺少的基礎和前提。剛剛過去的7月27日，是標志抗美援朝勝利的板門店停戰談判簽字70周年紀念日。70年前，我們一個剛剛建立的一窮二白的人民共和國，面對的是以美國為首的16國聯軍加南朝鮮偽軍，還有22個支援國家，近代以來欺負我們的幾乎全部西方列強，當今世界幾乎全部“發達國家”都在那里。為了保證中國人民的和平建設和生活，我們勝利進行了抗美援朝戰爭，最后逼迫他們不得不在談判桌上簽字。此后，又勝利進行了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等一系列偉大戰爭，人民軍隊戰勝了世界上幾乎所有強國的軍隊，打出了中國人民和新中國不可侵犯的威風。
在強敵威逼的國際環境中，黨領導人民勒緊褲帶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研制掌握了原子彈、氫彈、各型導彈、戰略核潛艇、人造衛星等尖端武裝裝備，讓任何敵人不敢對我輕舉妄動。針對當時有可能發生的世界大戰特別是核戰爭，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戰略方針，在重要戰略地區，建設了不遜于地上長城的地下長城，為中華民族的長久安全提供了堅實可靠的戰略保障。
三、從新時代中國看，中國式現代化必須有現代化長城保證
進入新時代，我們正在經歷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臨著極其嚴峻的國內外環境。美國為了維護自己的霸權利益，正在不惜一切代價瘋狂遏制打壓中國，企圖阻斷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這個根本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不能有任何僥幸幻想之心。
在今年的博鰲論壇上，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艾利森說，中美如果不想戰爭，只有一個選擇就是“宋遼模式”。希望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再跪下去，希望進入強起來新時代的中國變成割地賠款屈辱投降的宋王朝，能答應嗎？有可能嗎？我們必須強化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加緊筑起能夠打敗任何強敵、有效捍衛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現代化鋼鐵長城。否則，一切都是空談。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領導人民軍隊重整行裝再出發，提出“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強軍目標，加快把人民軍隊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的戰略要求，鞏固提高一體化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領導人民軍隊進行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變革。加快建設強大的陸上長城、海上長城、藍天長城、太空長城、網上長城、電磁長城，有效筑起適應智能化、數字化、信息化時代新的現代化長城。習總書記還創造性地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科技、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主要包括16個方面：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網絡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生物安全、太空安全、極地安全和深海安全領域等。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國防和國家安全，要向中華民族的先人修筑萬里長城那樣，舍得在國防和國家安全領域投入力量下大功夫，才能保證黨和國家百年目標實現，為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提供安全屏障和保證。
在所有這些安全領域中，最關鍵最根本地是筑起牢不可破的思想長城。一定要記取蘇聯東歐被演變滅亡的嚴重教訓，丟掉馬列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思想文化戰線被美西方敵對勢力滲透控制，黨和國家的權力精英親美反共反人民，縱有再強大的軍事和安全力量，也會不戰自潰毫無用武之地。對于新時代的中國，最重要的是堅決清除新自由主義的流毒，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行動，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思想統一、認識統一、步調一致，我們就會有排山倒海的力量，就能克服一切困難，走向光明的未來。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副院長兼秘書長、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