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根據我國社會主義的性質和保衛祖國的任務，制定了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也是毛澤東戰略思想在更新、更高階段上的發展。在國家建設中，毛澤東注重發揮廣大人民的主動性和創造精神，強調“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創造了一個個人間奇跡。
1． 獨立自主，自強自立作為國際戰略中的基本立場
新中國成立時，部分民主人士建議新中國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毛澤東決定“主動地一邊倒”。在“一邊倒”的戰略方針下，又要保持自立自強，那就是在聯合盟友時不能聽從指揮棒，爭取本國利益的最大化。
蘇聯在50年代提供的軍事援助幫助我軍邁入了現代化，然而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卻始終堅持自主的立場。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毛澤東下決心出兵朝鮮，通過抗美援朝戰爭，中國重建了鴉片戰爭以后喪失的民族自信并贏得國際尊重。
在中美兩國綜合實力相差懸殊的形勢下，毛澤東為首的新中國軍事領導人在指導藝術上最高超之處，便是發揮主觀能動性，變整體力量上的劣勢為局部戰場上的相對均勢，特別是達到了以下四個平衡──
國際戰略格局平衡：敵打聯合國旗號，我國同蘇聯結盟并發動亞非民族解放運動，牽制了美國的主要力量。
作戰時間平衡：“白天敵人控制，夜間是我們的天下”。
作戰空間平衡：敵有海空優勢，我有地面地下優勢。
戰斗力平衡：敵掌握技術裝備優勢，我有精神優勢。
50年代中期，對我軍在東南沿海采取的軍事行動，毛澤東稱為“政治仗、軍事仗、外交仗、宣傳仗”的結合。在美軍介入的直接威脅下，毛澤東在指導作戰中既敢于斗爭，又善于斗爭，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高超策略，在不擴大戰爭的情況下勝利地解放了浙東諸島，隨后并實施了炮擊封鎖金門的作戰。
2． 安定四鄰，以打求和以保障國家建設
解放初期，毛澤東、周恩來在處理周邊問題時確定了“安寧四鄰，以利建設”的方針。解放后軍委確定的戰略方針，又體現了不同保衛我國安全的重點方向。1949年末確定“南重北輕”，以解放臺灣為重點；1952年確定“東北為死守區，華北、華東為堅守區，華南為機動防御區”；1960年廣州會議概括出“北頂南放”；1964年十三陵水庫會議確定“應付四面八方”；1969年后以“三北”為重點，后概括為“一條線”。
1962年，當我國經濟面臨嚴重困難時，印度乘機在中印邊界西段推行“前進政策”，毛澤東最后確定實施反擊。他曾指出，對印反擊戰是一場“軍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軍事仗”，其目的是“中印邊界上打了一仗，可以爭取十年的邊境安定。”事實證明，全國解放后我軍進行局部戰爭有一個基本規律，那就是——“打是為了和；不打不能和；打不贏也不能和；打過頭了還影響和。”因為，確定戰略目標應明確、合理、有限，與自己實力相符，這是戰略指導的基本要求。
3． 戰略指揮高度集中和戰術行動充分放權相結合
“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原則體現為戰略上高度集中，戰術上充分放權。毛澤東為首的我軍統帥部在戰爭年代形成的一個傳統，便是統帥一般不干涉下面的戰術問題，因下級更了解戰地實際，應大膽地發揮下面的積極性、機動性。毛澤東下達的指示，多允許下級變通執行。
全國解放后，毛澤東、周恩來一直強調“外事無小事”，軍事、外交事務都要由毛澤東親自決定，是因為這兩項直接關系國家安危，必須實行高度集中的領導。例如在解放初期處理西藏問題時，毛澤東親自決定各項政策。我軍在對印度發起反擊作戰之前，毛澤東仍強調：打第一槍要經過我的批準，打起來我就不管了。
1974年的西沙反擊戰勝利，也是臨機反應及時的范例。前線部隊遇敵挑釁后及時反擊，并完全收復西沙，體現了戰略指揮的靈活性。不抓住這個原來未預料到的機會，西沙群島的一部分也會被越南占領，南海就會出現對我國非常不利的局面。
4．自力更生同爭取外援相結合，掌握尖端武器并實施有效威懾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馬上提出了國家工業化和軍隊現代化的任務。毛澤東還指出：“只講導彈、原子彈、氫彈，民兵是否也能每人發一個原子彈呢？所以，洋的土的要結合，常規武器加特種武器。”土洋結合，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是毛澤東在國防建設中重要的戰略思想。
1953年赫魯曉夫上臺后，因基礎不穩并有求于中國支持，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抓住這一歷史契機，迅速提升了我國科技和軍工水平。1957年7月，因蘇聯內部不穩，毛澤東又同意抓住一個重要的歷史機遇，從蘇方爭取到核技術援助。中國從一輛汽車、一架飛機都不能制造的薄弱基礎起步，十幾年里便完成了“兩彈一星”的研制，實現了大幅的跨越式發展，這正是自力更生同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相結合的結果。
毛澤東認為核武器既要“有”，又不能多搞。1961年9月，他向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說：“我們即使搞出來，也只是一個指頭。這是嚇人的東西，費錢多，沒有用。”不首先使用，“有一點，少一點，好一點”是最正確的核戰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