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從這個角度看，王陽明的“致良知”其實是有科學依據，良知本性俱足，只要感應到了良知，人人皆可為圣賢。
彭凱平：陽明先生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其實從積極心理學的角度都已經證明了。
良知是什么？是幾千萬年進化選擇出的人性。陽明先生由于時代局限，他沒有辦法從科學角度來論證，他只講了“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我們現在至少能提煉出九個良知，如審美，陽明先生沒說，在他那個時代沒有這個概念，還有人類追求高尚的升華之心。但陽明先生的路徑是對的，結論是對的，就是一定要挖掘人的特性，它不應該僅僅是道德，還應該把人不同于動物性的其他方面都挖掘出來。這種挖掘本身就是“做”，要知行合一，光知道不夠，一定要行動。
王陽明就是積極心理學的先驅，或者也可以說，積極心理學就是21世紀的陽明心學。這就是我對自己現在工作的一個理解，即提供一個科學版的陽明心學，提供一個帶有現代意義科學意義的心學。
何：我看到很多企業家在內心焦慮的來源，就是知和行的分離。
彭凱平：人為什么做不到知行合一？一種情況下，是我們沒有意識到知行是一體的。有一個心理學概念叫做叫具身認知(embodied cognition)，它是1999年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有一個心理學家叫勞倫斯.巴塞羅提出的，個體的運動系統、感覺系統和個體與環境互動的經驗等因素，在個體無意識的情況下會影響個體的高級思維及行動。
我們以前總以為知識進來，就存在海馬系統，以后作為一種概念、理論記下來了對吧？那其實是過去對心理和大腦了解不夠多。其實，所有知識通過感觀，視覺或聽覺，進到大腦后，都變成神經元的聯系，成為了一種網絡。神經科學對人的大腦進行研究發現，人有豐富的感知覺神經，但是神經元集合之間的“連接”卻很少，如我們大約有一億個視神經，但只有一百萬個“連接”來連通視網膜和大腦。這就意味著不同物體對我們產生不同的神經激活信息必須分享同一個神經“連接”，也就是說我們始終在對物體和概念進行歸類。我們的感知經驗，如看到什么，摸到什么，決定了我們意識層面的歸類選擇和歸類結構。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著名的認知科學家喬治.萊考夫認為，知識都是肉體的。當我們理解一個漢字時，它是一個神經網絡在發生作用，有生物電，有生物化學的一些反應，而放電產生的影響是全身的。當一個人感到高興時，你發現這個人頭也抬起來，胸也抬起來，一個人悲傷的時候，說話頭也低了，心也重了，對吧？姿態都變了。大量的心理學實驗也發現，戴墨鏡會讓人更容易欺騙他人，穿黑衣會讓球員犯規等等，這都是“具身認知”。知識存在于行為中，表現在身體上，蘊藏在體驗里，所以知和行是一回事。陽明先生有智慧，他想到了知行合一，但他那個時代還無法用科學實證。
何：您這個觀點對我非常有啟發的，讀王陽明多年，我感覺到陽明學易學難精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王陽明自己的開悟方式是天才式的，桶底脫落式的，普通人是難以達到這種頓悟境界的。而通過科學的方式，可以在現代獲得理解陽明學的一把鑰匙。
彭凱平：要理解陽明學對現代人確實有一定難度。其實從龍場悟道開始，王陽明的所有智慧，一定要和具體的生活，具體的行動連在一起的，沒有這個場，沒有這個環境，沒有這樣的行動，他也悟不出來的。
知識要動起來，書本是知識、經驗的積累，也是身心經驗的積累。
何：從這個角度來看，企業家和創業者是很適合理解知行合一，或者說積極心理學的，因為大家每天都在各種實踐的場當中。
彭凱平：某種程度上你這么說是對的，他們其實很容易理解知行合一。你要一個孩子去想象創業的這個艱辛和快樂，他沒有體驗是做不到的。
何：陽明先生自己也說，心學是自百死千難中來，不能玩味，那么通往知行合一道路的工具和方法是什么？
彭凱平：一定要有行動、方案、實踐，如可以學習案例，場景模擬，沙盤推演等等。就比只講理論就要好。積極心理學之父馬丁·塞利格曼曾說過：進化選擇的是那些有預見能力的人。人類大腦在什么都不做的情況下，也在消耗20%的氧分。此刻大腦處在一種默認模式，在暢想未來，這是人類獨有的競爭優勢。
如何對未來的場景進行預見呢？一個簡單的心理學方法叫“意念想象”，就是閉上眼睛在頭腦里把自己要做的事情演練一遍。我曾經訓練過中國的射擊選手、自行車選手，發現這些人有一個特別優秀的能力：在比賽之前能夠靜下心來，在腦海里過一遍自己最優秀的一次表現。
我們還提倡可以“演戲”，演戲雖然是假的，演著演著你就真的把自己代入進去了，然后流露出一個真實情緒，心理劇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當然，還可以復盤，對已經發生過的事重新再做一遍，回顧目標總結規律，這是非常重要的方法論。
這都是從大方面講，小的個人心態修煉就太簡單了，按照積極心理學的方法去做一些事，跑步唱歌跳舞看書聽音樂，和親人之間增加親密關系，談心說話擁抱，送送小禮物打打電話之類，大家平時可能也做，但不知道背后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