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東方早報 2016-11-13 石偉杰
歷史學是清華大學歷史最悠久、成就最輝煌的學科之一，1911年建校初期就開設有中國史、西洋史等課程，1926年正式成立歷史系，著名學者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等先后在該系執教，形成了中西交融、古今貫通的學術傳統，培養了不少高水平的史學人才。今年恰逢清華大學歷史系成立九十周年，我們邀請了長期在該系任教的張國剛教授談談這近百年來的建設與發展。張教授主要致力于中國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及史學理論的研究，2003年加盟清華歷史系，參與并見證了該系的復興。
說起清華大學，就會提到國學研究院，它是否給后來的歷史系留下了辦學經驗和基礎？
張國剛：清華最初是留美預備學校，后來要辦大學，同時想辦一個高等研究院——由于其他學科的條件還不具備，就先辦國學。辦國學研究院還有其他一些背景，首先就是一戰后西方對自身文化的反思、對東方文化的重新認可。那時候，梁啟超正好在歐洲考察，做了巴黎和會的民間參會代表，所以“五四”運動期間，很多消息是他傳過來的。他在《歐游心影錄》里想告訴大家的意思是，我們不要輕易拋棄自己的文化，西方人還期盼著東方文化去救贖他們呢。第二個背景是歐洲那時候興起了漢學熱——1925年，清華國學院成立時，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成立了新的漢學系，創辦人是衛禮賢（Richaid Wilhelm，1873-1930）。他于1899年來到中國，1900年在青島創辦禮賢書院，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多年，跟勞乃宣等人都有來往。他在法蘭克福大學漢學系成立時宣稱，在北京也會有一個類似的機構成立，指的就是“清華國學院”。第三個背景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興起。十八世紀時，有個英國東方學家叫瓊斯（William Jones，1746-1794），他在印度開東方學會議時，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表示印地語、梵語等印度本地語言跟歐洲是一個語系的。其實，他們都是雅利安人。所以，兩者的文化關系是很密切的，這對東方學有很大的推動。整個十九世紀，印歐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成就非凡。到了1900年前后，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在敦煌、吐魯番等地發現了大量的西域文書，包含中文、胡語（包括梵文、巴利文等），反倒是印度本土沒有留下太多梵文文獻。這些新資料的出現，更加推動了東方學的發展。其實，面對這些新資料，中國人是最有發言權的：歷代正史、《大唐西域記》、中古時代求法高僧的傳記，里面都有印度歷史，西域文書中有很多中文材料。所以，陳寅恪做的就是這方面內容。因此，清華國學院從一開始做的就是高深的學問，用的是科學的方法。當初它找教授時，有三個要求：對中國文化有比較貫通的了解、對歐洲和日本的東方學與漢學要了解、要結合科學方法和傳統考據做研究，最終結果是要找出中國的國魂，增強民族自信。
在國學院第一天開學時，梁啟超做了一個關于中國書院的演講。我個人認為，這幾位導師對國學院的定位是不一樣的。吳宓是想做西方的研究院，搞研究生教育；陳寅恪可能是想模仿德國的普魯士研究院，做一個研究機構；而梁啟超的理想是書院——傳統的師傅帶徒弟模式，選一個題目跟著導師做就可以了。這跟德國也有點像——德國的洪堡大學是現代大學的起源，與牛津、劍橋等教會大學不一樣。可是后來，錢端升等人留學回國，到清華任教，掌握學校權力，同時大學機制也逐步體系化，就想把國學院拆分了，分流到各個院系去——現在臺灣是這個搞法，院系之上是研究所。吳宓因此就鬧辭職，而且吳與清華教務長張彭春（張伯苓弟弟，留美學習教育學）關系也不好。當然，背后真正操刀的是時任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最后，國學院停辦，人員星散，比如陳寅恪就改由中文系和歷史系合聘。當時的系主任是陸懋德，是清華學堂第三批留學生，與姜亮夫等一起留美回國的。
與此相反，1928年，“中研院”在廣州成立了歷史語言研究所（由中山大學的語言歷史研究所改制而來）——歷史與語言放在一起，這不是中國的傳統，而是西方的傳統，它是由漢學發展起來的。該所由傅斯年主持，后來遷到了北平，研究內容涉及邊疆語言調查。其實史語所的人員構成多是來自清華國學院的：歷史方面是陳寅恪，語言方面是趙元任，考古方面是李濟，他們是兩邊都參與的。可以說，史語所是傳承了清華國學院的衣缽，延續了國學院的研究方法，文史哲都有（文哲所是到了臺灣才有的）。反觀清華歷史系這邊，隨著蔣廷黻、雷海宗等留美學者的加盟，就朝著正規化、專業化，也就是西方化的建設之路去了。
當時國內的歷史系中，北大和中央大學的比較突出，清華與他們相比，在建系方向上有什么特殊之處嗎？
張國剛：清華大學歷史系在羅家倫兼任和蔣廷黻擔任系主任期間，確實對課程體系進行了正規化的系統改革。從學生培養方面看，我覺得有三點比較突出：一是注重外語學習，蔣廷黻認為，多一門外語就多打開一個世界，他本人除英語外，還懂日語、俄語，陳寅恪懂的語言也很多，清華歷史系學生要求修滿八個學分的外語；二是注重社會科學訓練、交叉學科的訓練，從本科二年級開始到四年級，歷史系學生每學年須選修外系（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學、地理學、文學、哲學等）課程一到兩門，并有具體的學分要求；三是注重學生學術研究的訓練，清華本科生在校期間就能發表論文，畢業后即能進行學術研究，在當時是很有名的。與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學和政治氣氛比較濃厚的北大相比，時人公認清華大學歷史系的學術風氣比較濃郁。
晚清以來中西交沖的局面表現在史學上，是新史學與傳統史學之爭，李伯重教授有個評價：二十世紀初期清華學派的代表人物在“研究什么”和“怎樣研究”這兩個史學的根本問題上，確實是站在當時的“國際前沿”的。您怎么看？
張國剛：這不能一概而論。其實梁啟超的新史學是很落后的。1903年，梁啟超寫《新史學》，那時候還沒清華國學院。他說道：“凡著書貴宗旨，作史者將為若干之陳死人作紀念碑耶？為若干之過去事作歌舞劇耶？殆非也。將使今世之人鑒之裁之，以為經世之用也。”這明顯是中國的資治史學傳統，歷史要有借鑒意義，又回到《資治通鑒》的老路上去了。你看我們現在寫的學術論文，都是給死人做的，這才有學術性呢。梁啟超鼓吹的新史學恰恰是為現實服務的傳統史學老路，他提出的引社會科學治史學則因條件不足而流于空談。真正算新史學的應該是傅斯年主持的史語所，為學術而學術，傳統史學恰恰講經世致用，乾嘉考據學的宗旨也是經世致用的。所以，梁啟超的算不得前沿。王國維呢，用西域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的傳統，是前沿的。陳寅恪呢，從歷史比較語言學來說，是前沿的，但他在這方面的研究不多，更多的是佛教等很細微的東西，后來又轉向了唐史。不過，做前沿研究的很多人，都是留學回來的，跟國際學術界關系密切，比如王國維和日本京都學派的內藤湖南來往很多，陳寅恪和李濟也是國際學界認可的，從這個角度講，是可以算前沿的。到了羅家倫、蔣廷黻主政清華歷史學時期，他們對國學院的史學研究作風是很不以為然的。
1929年，蔣廷黻執掌歷史系，倡導“中外歷史兼重”、“考據與綜合兼重”、“歷史與其他社會科學兼重”的辦系理念，那么具體是怎么實施的？
張國剛：蔣廷黻是留美博士，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是中國近代史，特別是近代中外關系史研究的開路人之一。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曾說自己有兩個老師，一個是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的馬士（Hosea Ballou Morse），另一個就是蔣廷黻。清華歷史系的首任主任陸懋德，研究興趣是周秦哲學和經學，羅家倫任校長，解除了陸的職務（陸去了北師大），蔣廷黻就任之前，他自己兼任歷史系主任。他與蔣廷黻是留美同學，都對近代史和外交史感興趣，所以他聘蔣廷黻前來擔任系主任。蔣廷黻在南開大學歷史系執教并任系主任六年（1923-1929），在清華大學執教并任系主任六年（1929-1935），對中國史學，特別是近代史和外交史貢獻甚大。
國學院與歷史系并存過一段時間，此時陸懋德任歷史系主任，他主政時期（1926-1928），清華歷史系偏重古代部分，蔣廷黻（包括羅家倫代理系主任）時期，對清華歷史學科建設的主要貢獻，是要完善學科布局，除古代史外，還要重點發展近代史、外交史、外國史，他本人身體力行，撰寫近代史論文，因為當時有人對近代史是政治還是史學抱有懷疑。1933年，蔣廷黻指導的學生邵循正的論文是《中法越南關系始末》，陳寅恪指導的學生朱延豐的論文是《突厥考》，最后是邵循正出國，而不是朱延豐，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蔣廷黻的加強近代史、外交關系史研究的治系旨趣。此外，還有加強圖書資料的購買：從琉璃廠購得內閣大庫明清檔案、從杭州購得大批宋元明清善本圖書，也注意訂購外國圖書資料等，大大充實了清華的館藏。
在師資隊伍建設上，蔣廷黻也雄心勃勃，特別是引進了雷海宗。雷在芝加哥大學讀博士，研究西方歷史，實屬罕見。他也是清華學堂畢業生，1932年被蔣引入清華歷史系，1935年蔣從政后，經過短暫的劉崇鋐主政，雷海宗接任歷史系主任。
清華歷史系在北平以及后來西南聯大時期，名師也不少，這些教授的教學和研究情況如何，有沒有形成清華特色？
張國剛：這個時期清華大學歷史系的陣容已經相當可觀了，比如，中國古代史方面，有雷海宗（上古史、中國通史）、錢穆（先秦史、秦漢史）、陳寅恪（中古史）、張蔭麟（宋史）、邵循正（元史）、吳晗（明史）；外國史方面有王信忠（日本史）、原田淑人（考古學）、噶邦福（俄國史、希臘史）、劉崇鋐（西洋通史、英國史）、王桐嶺（中國通史），兼課教師有朱希祖（中國史學史）、蕭一山（清史）、姚從吾（蒙元史）、譚其驤（歷史地理）、齊思和（西洋史）等。不僅是留學生回國任教，而且清華歷史系自己也培養了很多史學大家，比如吳晗、王信忠等都是清華學生。許多他校的學生如夏鼐、何炳棣也都慕名轉到清華大學歷史系讀書。
學科齊全了，也正規化、專業化了，學術風格也就多元了，各個老師的研究興趣不同，很難梳辨出一個清晰的、統一的特色了。雷海宗雖然得到蔣廷黻的欣賞，但與蔣廷黻有異見的陳寅恪卻不認同，雷海宗的“文化史觀”、“戰國策派”理論，都不為歷史系同仁所贊同。錢穆給文科生開《中國通史》，系主任雷海宗卻只能給外系理工科學生開《中國通史》。可見，雷海宗這位系主任已經沒有當年蔣廷黻那么強勢。但是，雷海宗的謙卑和克己，恰恰成就了西南聯大時期清華大學歷史系開明和開放的風氣。
大牌教授陳寅恪、張蔭麟（兩人均中文系、歷史系雙聘）、錢穆、雷海宗等，各做各的研究，還可能互相看不起，各行其是。陳寅恪就與錢穆不完全對勁。這種情況在蔣廷黻主政的時候就存在，蔣廷黻認為楊樹達（中文系、歷史系雙聘）只知文獻考據（訓詁），不作漢史研究，對他很不欣賞，陳寅恪恰恰最欣賞楊樹達，楊的代表作有《漢書補注補正》等，被陳稱為“漢圣”。雷海宗主政時期，教授有自由研究的空間，恰恰表明清華的學術風氣很正，每個人可以做自己的學問，和而不同。
但清華的史學傳統在規模和布局上有自己的特點。在學科規模定位上，與現在很類似，規模不大，力求人事要精，即使在清華史學最鼎盛時，也很難跟北大史學系人數相比。由于清華有庚款留學可以吸引優秀學生，同時因為庚子賠款的財政保證，待遇好、工資高，而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有時候就難以保證高校的工資，所以清華能吸引到很優秀的學者，慢慢形成了小而精的傳統。它的好處是不那么八股，不用那么面面俱到，找一些名教授撐攤子，學生學習的課程也不求全，不重知識灌輸，更重能力培養。清華學生科研能力都很強，一個時期中，半數本科生在學習期間就發表研究論文，邵循正、夏鼐、吳晗都是在讀書期間就已經嶄露頭角。
但是，西南聯大時期，清華歷史系的人心已經受到戰爭的影響。英國劍橋大學就向陳寅恪發出了邀請，他想去，后來沒去成。那取代陳寅恪的是誰呢？是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n），哥廷根大學的漢學教授，是匈牙利人（蘇臺德人），可能有猶太血統，在德國不得志。季羨林也在他手下干過，但他不是季的老師，季的老師是瓦爾德施米特（Waldschmidt）——是陳寅恪在柏林的同學。從這件事來看，清華歷史系的老師，人心不定，戰爭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1952年院系調整前的清華歷史系培養了哪些著名的學生輩史學家？
張國剛：清華大學歷史系招生數少而精，苗子選得好；在校期間注意培養研究能力，提升學生古文獻研讀能力及外語水平，人才普遍成熟較早，除了前面講的加入師資隊伍的吳晗、邵循正、夏鼐等人外，還有張貴永（曾在漢堡大學執教多年）、羅香林、姚薇元、谷霽光、孫毓棠、黃紹湘、何炳棣、丁則良等，年輕的則有胡如雷、萬繩楠、何兆武、齊世榮、劉桂生等。張豈之先生1950年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研究中國思想史等。
從1952年院系調整到1993年歷史系恢復建制，中間有四十多年的空白，清華史學傳統就此斷裂了嗎？
張國剛：院系調整時，清華大學歷史系的師資星散。陳寅恪在嶺南大學（中山大學）已經執教多年；雷海宗調到南開大學歷史系，是世界史學科的帶頭人；吳晗解放后就從政去了，擔任北京市副市長；孫毓棠調入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青年教師王永興等也輾轉去人民教育出版社當編輯；1950-1952年先后擔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的邵循正、周一良則均調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劉崇鋐早在1949年就去了臺灣，曾在北平的清華大學歷史系任教的郭廷以、清華大學畢業生張貴永也都在臺灣任教，他們構成了清華史學在臺灣的余脈。
五十年代擔任清華大學校長的蔣南翔是中文系出身，人文學科雖然砍掉了，但是老清華的文科圖書全部保存了下來。公共課程中，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教學與研究依然繼續，中國科技史、建筑史的教學和研究，還有發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清華大學逐漸恢復人文學科，中文系之外，1985年成立的思想文化研究所，設計初衷是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歷史和哲學（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張岱年、張豈之、李學勤、錢遜曾先后任該所負責人，1991年葛兆光等調入思想文化研究所。清華大學的歷史學傳統不絕如縷，浴火重生。
1993年歷史系恢復建制后，如何接續上老清華的史學傳統？
張國剛：1993年，歷史系恢復建制；2000年，哲學系也正式復建。后來，2003年，思想文化研究所與歷史系合并，組建了新的歷史系，但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名稱和建制繼續保留，李伯重教授從經研所調入，李學勤、劉北成和我從外校調入歷史系，歷史系教師一下子增加到三十多人了。
記得有一次歷史系開教授會議，好像是在古代史教研室，李學勤、葛兆光、李伯重、秦暉、彭林、王曉毅、廖名春、劉國忠和我都在座（侯旭東等還沒有引進）。李先生說，現在國內大學歷史系的古代史，能聚攏這么一些人，還是不容易的。
現在雖然資深教授的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是，這些年來趙平安、侯旭東、倪玉平等一批教授和年輕副教授的引進，已經使清華歷史系生機勃勃。在世界史和近代史研究領域也有一些才俊任教。目前歷史系的發展思路總體上應該還是保持老清華的學術傳統：教師隊伍和學生人數，少而精；研究課題，專而深。歷史學的各個斷代和分支，都要分兵把守。我們有理由相信，清華大學歷史學科的明天，一定會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