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明、武
我們常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點固然沒錯,但司馬光更強調“人君”尤其要對家國興亡負主要歷史責任,重視人君的才能、素質和品質對于國家興衰的重大影響。因此選擇什么樣的人擔任領導人,就攸關事業的成敗。他給新即位的宋神宗提出“修心之要有三”“治國之要有三”。今天讀來,發現其實對各級領導崗位上的干部都有借鑒意義。
所謂“修心”,就是要加強思想與政治修養,提高領導素質和領導能力。它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
什么是“仁”?《資治通鑒》開篇關于“三家分晉”背景交代中,用倒敘法記述了公元前453年,趙、魏、韓三家聯合消滅智伯的故事,說智伯最大的不足是“不仁”,并為此寫了長篇的“臣光曰”,提出選拔接班人“德重于才”的著名論斷。
司馬光所謂的“德”,并不局限于個人道德,更偏重的是領導人的政治品德——“仁”。什么是司馬光理解的“仁”呢?如何才能做到“仁”?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給宋神宗的奏章中,司馬光解釋說:“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
司馬光認為“仁”包括兩個部分:“修政治,興教化”是指領導者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用理想信念動員群眾的能力;“育萬物,養百姓”是指在國家建設中,做到經濟與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能力,要為黎民百姓謀幸福,讓他們看得見增長實惠。這是“大仁”,即人君之仁。這種仁政,給老百姓帶來的不僅是物質財富的小康,還有禮樂文明的精神富足,社會治理的和諧美好。西漢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都是因為在這些方面有上乘的表現而彪炳史冊。
在現實操作層面,“大仁”體現在各項政策和法令之中。劉邦入關中,約法三章,秋毫無犯,獲得廣泛擁戴。項羽在咸陽屠殺無辜,火燒宮室,隨后又放逐天下共主“義帝”,分封也充滿了私利算計,結果失去民心。
領導者要修煉的第二個功夫是“明”。
什么是“明”?乃是指領導的判斷決策能力:“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其中,“知道義,識安危”,是對發展戰略的前瞻性把握,包括對事物性質屬性的判斷,對風險的管控。比如,劉邦在漢中,韓信提出“漢中對”,制定“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攻取關中,東向爭霸天下的發展戰略,成為劉邦建立漢朝江山的關鍵轉折點。劉秀在河北,鄧禹的“榻下對”建議劉秀在河北招納人才,對更始政權的未來走向及其應變提出卓越預見。孫權即位江東之初,魯肅的“江東對”對于如何處理東吳與北方政治勢力的關系,提出不凡見解。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隆中對”對于天下三分提出高瞻遠矚的戰略判斷。總之,“明”的第一個方面是指領導者集思廣益的決策能力、判斷能力。
“明”的第二個方面“別賢愚,辨是非”,是對人才的識別能力、對是非曲直的判斷能力。智伯當初脅迫韓魏攻打趙氏時,智伯身邊的謀士一再指出其所處的危險局面,提醒他防止韓魏兩家的背叛,他都嗤之以鼻。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楊國忠,縱容安祿山,有多少人曾指出其中的危害和危險,玄宗卻都置之不理。智伯的覆亡、大唐的傾頹,無不與領導人剛愎自用、諱疾忌醫有關系。
領導者要修煉的第三項功夫是“武”。
什么是“武”?司馬光說:“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這里的“武”,不是粗暴蠻力,而是指領導者勇往直前的堅定信念,堅如磐石的戰略定力,還包括抵御各種誘惑、欺騙的能力。唐太宗說:“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領導者由于手中掌握權力和資源,各種巴結諂媚、討好逢迎,撲面而來,在為人處世時,能否不為所動,把持住自己,堅守原則和底線,這就需要“武”的品質。唐太宗的這段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鄒忌與齊威王的故事。
鄒忌是齊威王的輔政之臣。有天上朝前,他問妻子:“我與城北的徐公比,哪個更英俊?”妻子回答說:“當然是我家先生最帥氣,徐公怎么能比呢?”家住城北的徐公,是齊國出了名的大帥哥。鄒忌雖然心里很得意,還是不自信地問侍奉自己的侍妾:“我與城北徐公,誰更英俊?”侍妾說:“您當然比徐公更帥啦!”次日鄒忌接待一個來訪的客人,也問了客人同樣的問題,客人毫不猶豫地說:“徐公不如您帥啊。”
不久,城北徐公來拜訪鄒忌,鄒忌仔細地端詳了一下,覺得自己實在比不上人家;攬鏡自照,更是覺得差遠了。這天晚上,鄒忌失眠了。他覺得自己真是好笑:妻子說我美,是對我有偏心;侍妾說我美,是對我有懼怕;客人說我美,是有求于我而討好我嘛!我怎么能當真呢?
第二天來到朝堂上,鄒忌把自己的感悟與齊威王作了分享,意味深長地說:“如今的齊國,疆域遼闊,方圓千里,城池多達一百二十座,您身邊的侍姬、近臣,無不偏愛大王;朝廷里的大臣,無不懼怕大王;舉國上下,無不有求于大王。由此看來,您一定深受他們的蒙蔽,聽不到真話了呀!”治國理政,沒有比領導者聽不到真話更可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