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30年代有一個學派“學衡派”，陳寅恪是這個學派的精神領袖。他在《學衡》雜志上說：“一方面不忘記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一方面努力向西方學習。我認為可概括成四個字：返本開新。”這個學派的陳寅恪、湯用彤等都是在學界建立文化典范的人，他們有很好的傳統文化的基礎，又都在國外留過學，受到西學的訓練。比如，陳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立意都非常高，都是怎么讓中國接受世界文化，又怎么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所以中國文化書院有一個堅持了將近25年的宗旨，就是馮友蘭先生講的：讓世界文化走進中國，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現在常說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們開始追尋中國文化的主體意識。主體意識在國學中應該是自己對人生、對生命的感悟和認識。中國人還是要在自己的文化中找到讓自己安身立命的東西。這也是我提倡的，要返本開新，既回到自己文化的傳統中，又接受西方的文化。
因為說到底，大到國家綜合國力的提高，小到一個企業家非常成功的時候都會遇到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發現真正讓中國走向世界，或者讓企業立足的方法，不只是提供一個多好的產品，而是提供一種思維方法和價值觀。當思維方法和價值觀念被世界認同的時候，才能是一個真正的強者。至于學習企業管理、經營模式那都是具體方法的層面。在哲學的概念里，這是一個“道”和“術”的關系，“道”一定是在“術”當中，或者是在“器”當中。
哲學要追問的三個問題是：“我是誰？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一個國家富強了，一樣也要問這些問題。中國承繼著數千年的文化傳統，未來的中國應成為世界負責任的大國，那么現在的中國綜合國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們既要學習西方文化，又不要忘了本民族文化。因為，中國要成為世界中的負責任大國，不只是憑借綜合國力有多強，還要把我們的文化價值觀念介紹出去，被其他國家、民族所理解，才可以說是真正的大國。所以，國學在今天有所發展也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我1985年在新加坡訪學，開始把國學運用于對商業的思考。那個時候“亞洲四小龍”興起，也引起了關于西方經濟模式和東亞經濟模式比較的討論。人們認為東亞出現“亞洲四小龍”，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四個地方都是在儒家文化圈里面，所以說中國的文化、儒家的文化，對亞洲經濟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的。我應該算是親身經歷了這幾個地方，在我看來，用文化的角度來說，儒家文化對亞洲經濟發展有作用，但不是一個全部的作用，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是顯然，東亞經濟的發展，肯定有這個地區文化特殊的原因，就是這個地區的人所認同的一個觀念，也就是李光耀所說的“亞洲價值觀念”，這其實就是中國化的價值觀念。我想有一點無論中國香港地區、中國臺灣地區或者新加坡、韓國、日本等，他們在社會價值的認同上，儒家文化和中華文化影響處處可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漸漸意識到中華文化價值觀的重要性。
現在，傳統文化得到人們的喜愛和重視。各地的國學培訓班剛剛開始起步，文化傳統開始復蘇，這就是一個好的氣象。《開心詞典》也好，于丹也好，大眾媒體紛紛開始了對傳統文化的介紹，引導大眾關注經典文化，就使大眾和文化傳統有了接觸，其實這樣也很好。我并不反對用比較商業化的手段來推廣國學。正如沒有絲綢之路，佛教哪能傳進中國；如果蒙元帝國沒有達到歐洲，中國文化也不可能那么快得到傳播；鄭和下西洋也帶去了中國文化，文化傳播一定是和經濟活動連在一起的。所以，通過一些商業活動來傳播文化，一點都沒有錯。但是在推廣過程中，追求的利益要合理，要取之有道。如果認真說的話，國學不能做心靈雞湯，也不能當快餐，還是應該回到經典。任何一個時代的進步都是要回到經典，比如說文藝復興就是回到經典，同樣我們也要回到經典，我們不能僅僅通過娛樂的方法，而是要認認真真地去讀經典，這個不是政治可以推動的，還是需要每一個中國人應該自己明白的道理。
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一個人要有道德責任，一個企業也要擔負起民族、國家、社會的責任。